清華大學於國內高校率先成立經學研究院，不僅是為了更好地弘揚傳統文化，也有利於我們更準確地研究歷史、把握歷史。 胡適在〈論六經不夠作領袖人才的來源〉一文就説：“儒家經典中，除《論孟》及《禮記》之一部分外，皆古史料而已。 漢景帝末年魯恭王興建王府，壞孔子宅，從舊宅牆中發現一批經典；漢武帝時，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獻，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即官方皇家圖書館）；漢宣帝時又有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幾篇《尚書》。
我們看清代今文家如莊存與、劉逢祿、宋翔鳳，因其人受乾嘉考據學風浸染較深，故均對朱熹極有好感而崇奉之。 此種選擇，與後期的魏源、康有為的是陸王而非程朱而大不相同。 如前所述，皮錫瑞治學踵淩曙、陳立、王闓運一派而來，其學風亦屬實學一路，也因此皮氏要曲意回護朱熹。
經學歷史: 經學流派
在晚清之際，經學成為眾矢之的並不是偶然。 要應對迫切的民族社會危機，回應西方文明的挑戰，需從根本上廓清傳統文化的弊病。 在這一方面，作為傳統文化價值之源的經學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胡適、古史辨學派等借助西方現代學科體系，「肢解」依附于經學的各門學科，以此整理國故。 表面上看這似乎使傳統文化走向消亡，然而實質卻是使傳統文化完成了現代更新。
- 權力及官位既能讓一個學派壯大，但亦會令後人變得固步自封，疏於吸收他人的長處。
- 例如在討論荀子的經學地位時，本田指出：“荀子的學問，一方助秦始皇的一統，一方又為漢以後吏治的根本。
- 《漢書?藝文志》中，五經與儒家著作仍分列在兩個類別，六朝時，逐漸產生從七部圖書到四部的過渡，到了《隋書?經籍志》，正式把當時的學術按“羣經、史學、諸子、文集”區分為四種，即以經學為首，這種分類方式，一直到清代仍為人所接受。
- 肅女適司馬昭，黨司馬氏篡魏，但早死不見篡事耳。
- 皮錫瑞雖然説「經為孔子作」（2.4），但其所謂「作」之意思實為「删定」，而非創作（2.5）。
- 同樣的道理，亞當和夏娃，約拿等歷史的真實性都必須重新的演繹。
鄭君博學多師，今古文道通為一，見當時兩家相攻擊，意欲參合其學，自成一家之言，雖以古學為宗，亦兼采今學以附益其義。 學者苦其時家法繁雜，見鄭君閎通博大，無所不包，眾論翕然歸之，不復舍此趨彼。 於是鄭《易註》行而施、孟、梁丘、京之《易》不行矣；鄭《書註》行而歐陽、大小夏侯之《書》不行矣；鄭《詩箋》行而魯、齊、韓之《詩》不行矣；鄭《禮註》行而大小戴之《禮》不行矣；鄭《論語註》行而齊、魯《論語》不行矣。 經學歷史 漢學衰廢，不能盡咎鄭君；而鄭采今古文，不復分別，使兩漢家法亡不可考，則亦不能無失。
經學歷史: 經學古文學
當時鄭學之徒皆云「《家語》，王肅增加。」或云王肅所作。 是肅所謂聖證，人皆知其不出於聖人矣。 從皮氏的分期來看，經學的發展從兩漢以後就在走向衰落。 皮氏重“今”輕“古”，揚“漢”抑“宋”。 他認為古文經學之興起是對經學的第一次破壞；宋學之興又是對漢學的破壞，因此，皮氏對古文經學與宋學評價極低，他的經學歷史即是以古文經學對今文經學的破壞以及宋學對漢學的破壞為基礎建立起來的。
皮氏以“有用則盛，無用則衰”視經學，全然將經學作為政治的工具來看待。 他認為今文經學的衰落是由於章句之學的發展使得後期今文經師背離了先師的師法，偏離了為現實政治服務這一目標而走向衰落。 經學歷史 在該書中，皮氏以今文經學作為經學的正宗源頭，在對經學發展各時期的敍述中一以今文經學的發展為依歸而判別之。
經學歷史: 發展
然而他又不以古文經學的觀點自限，而是認為“大約古今說經之書，每書皆有可取處，要在以己意為折衷耳”，顯示了較為開放的心態。 如論漢代經學，則認為今文與古文“各有偏長”。 又如清代樸學家往往否定六朝至明代的經學研究，劉師培則坦言其“新義日出”，“多自得之見”。 又如他對《易》學史的研究，雖然接受了清代焦循的《易》學，但並不囿於象數與義理，誠如他在第二冊的弁言中所說：“惜漢儒言象、言數，宋儒言理，均得《易》學之一端，若觀其會通，其惟近儒焦氏之書。 故今編此書多用焦氏之說，以刺舊說者十之二，參臆者十之三。
在東漢時因此有“遺子金滿盈，不如教子一經”的説法。 《漢書?藝文志》中，五經與儒家著作仍分列在兩個類別，六朝時，逐漸產生從七部圖書到四部的過渡，到了《隋書?經籍志》，正式把當時的學術按“羣經、史學、諸子、文集”區分為四種，即以經學為首，這種分類方式，一直到清代仍為人所接受。 比照西方和中國，似乎人們都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努力回顧和眷戀著傳統的魅力，然而我們必須對這些傳統有所區分。 我們贊同希爾斯說我們一直處在「過去的掌心中」，社會總是由曾經的而走向未來的。 但是，遙遠的傳統似乎很難成為當下社會的直接來源。 希爾斯對遙遠的「實質性傳統」受到的危害顯得憂心忡忡，而對理性化的社會又十分警惕。
經學歷史: 歷史中的修辭-從荷馬史詩到兩漢經學
」據歆傳，劉歆以前，《左氏》傳文本不解經，故博士以為《左氏》不傳《春秋》。 經學歷史 近人劉逢祿以為《左氏》凡例書法皆劉歆竄入者，由《史》、《漢》之說推之也。 《漢書藝文志》曰：「魯共王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皆古字也。」據此，則共王得孔壁古文，不止《逸禮》、《尚書》，并有《禮記》、《論語》、《孝經》。
《七經小傳》，劉敞作，《三經新義》，王安石作，或謂《新義》多剿敞說。 元祐諸公，排斥王學；而伊川《易傳》專明義理，東坡《書傳》橫生議論，雖皆傳世，亦各標新。 排《系辭》謂歐陽修，毀《周禮》謂修與蘇軾、蘇轍，疑《孟子》謂李覯、司馬光，譏《書》謂蘇軾，黜《詩序》謂晁說之。 此皆慶曆及慶曆稍後人，可見其時風氣實然，亦不獨咎劉敞、王安石矣。 南學北學，以所學之宗主分之，非以其人之居址分之也。 當南北朝時，南學亦有北人，北學亦有南人。
經學歷史: 原民復名 不可貿然推行 林瑤棋/台中大雅（臺灣姓氏研究學會常務理事） 2005.11.11 中國時報
劉歆以《周官》為周公致太平之跡；《周禮》一書遂巍然為古文大宗，與今文抗衡；周公亦遂與孔子抗衡，且駕孔子而上之矣。 太史公曰：「言六藝者，折衷於孔子。」徐防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六經皆孔子手訂，無有言周公者。 作《春秋》尤孔子特筆，自孟子及兩漢諸儒，皆無異辭。 孟子以孔子作《春秋》比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又引孔子其義竊取之言，繼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後；足見孔子功繼群聖，全在《春秋》一書。 尊孔子者，必遵前漢最初之古義，勿惑於後起之歧說。 與其信杜預之言，降孔子於配享周公之列；不如信孟子之言，尊孔子以繼禹、周公之功也。
不同的學說往往成為不同的實踐者的工具。 清末的幾個著名的人物無不是學術上的大家，通過門客甚至自身的思想影響了當時學界的氣象。 最引人注目的是天子的帝王之術，學術學術，天子真正看重的不是學而是術。 在這點上作者多次強調，也許是馬列的體現，也許是中國歷史的精華。 也許中國2千多年的皇帝史和學術史就正如始皇帝的重臣李斯所言“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 近日讀了朱維錚的《中國經學史十講》感覺頗為有趣。
經學歷史: 經學歷史－四部刊要
例如孔子前之《易》「有畫而無辭」，《魯史》「止有其事其文而無其義」，古《詩》、《書》「未經刪定，未必篇篇有義可為法戒」，依皮之定義此皆不算為「經」，而其分界線在於經孔子修定之《六經》有「辭」、有「義」。 皮錫瑞有前輩先賢為他所作的積累與鋪墊，有對兩千年經學發展進行總結性論述的自覺；更由於1905年廢除科舉，經學“死亡”，需要對經學歷史作一番探究原委的梳理，因此，皮氏在繼承傳統經學研究的基礎上，把經學在傳統社會的歷史作了一番成系統能的整理與介紹。 兩漢今文家說亡於魏、晉；古文家，鄭之易，馬、鄭之《書》，賈、服之《春秋》，亡於唐、宋以後。
宋則刊刻已行，流傳甚易，宜其存多佚少。 今所傳宋人文集說部皆十倍於唐人，非止經說。 是未可以經說之多寡判唐、宋之優劣也。 五代極亂之時，忽開文明之象；如鋟木一事，實為藝林之珍。 《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 文藝復興時期的註釋變得更個人主義化。
經學歷史: 研究
又言周公老於豐，薨於豐，未嘗留後治洛。 皆變亂事實之甚者，孔《傳》尚無此說，故孔《傳》雖偽，猶愈於蔡《傳》也。 朱子繼之，謂「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序》是魏、晉間人作。《書》凡易讀者皆古文，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偏記其所難而易者全不能記。」朱子所疑，真千古卓識。 蔡《傳》不從師說，殆因其序以傳心為說；傳心出虞廷十六字，不敢明著其偽乎！
其三經，後人皆不見舊書，亦未必不因前人也。 取已成之書，鈔謄一過，上欺朝廷，下誑士子，唐、宋之時，有是事乎！ 《四庫提要》更加考定，謂《周易大全》割裂董楷、董真卿、胡一桂、胡炳文四家之書，饾饤成編；《書傳大全》亦剿襲陳櫟《尚書集傳纂疏》、陳師凱《書蔡傳旁通》；《禮記大全》采諸儒之說凡四十二家，而以陳澔《集說》為主，澔書之列於學官自此書始。 案官修之書，多剿舊說，唐修《正義》，已不免此。
經學歷史: 經學內容
漢人治經，各守家法；博士教授，專主一家。 秦政晚謬，乃致燔燒；漢高宏規，未遑庠序。 而叔孫生、伏生皆博士故宮，杜田生、申公亦先朝舊學；摭拾秦灰之後，寶藏漢壁之先；豈但禮器歸陳，弦歌懷魯？ 《孝經緯鉤命訣》「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又曰：「《春秋》屬商，《孝經》屬參。」是孔子已名其書為《孝經》。 《史晨奉祀孔子廟碑》云：「乃作《春秋》，復演《孝經》。」《百石卒史碑》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蓋以《詩》、《書》、《易》、《禮》為孔子所修，而《春秋》、《孝經》乃孔子所作也。 鄭康成《六藝論》云：「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別，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據鄭說，是《孝經》視諸經為最要，故稱經亦最先。
經學歷史: 孔子
而皮氏在《經學歷史》篇章內容之編排，將孔子定《六經》一章稱之為《經學開闢時代》，亦可見皮氏認為孔子刪定《六經》之時即經學之始。 經學歷史 然義已相反，安可並置；既知其過，又何必存；與其過存，無寧過廢。 博士於宣、元之增置，未嘗執爭；獨於歆所議立，力爭不聽。
經學歷史: 經學兩漢
趙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 程曾著書百餘篇，皆五經通難，又作《孟子章句》。 何休作《公羊解詁》，又訓註《孝經》、《論語》，以《春秋》駮漢事六百餘條，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 許慎撰《五經異義》，又作《說文解字》十四篇。 賈逵集《古文尚書同異》三卷，撰齊、魯、韓《詩》與毛氏異同，並作《周官解故》。 馬融著《三傳異同說》，註《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
經學 經學,原本是泛指先秦各家學說要義的學問,但在中國漢代獨尊儒術後為特指研究儒家經典,是一種解釋其字面意義、闡明其蘊含義理的學問。 王弼注《周易》，擺脱了漢代用“象數”和讖緯解説《周易》的老路，開創了用義理、思辨哲學解説《周易》的新路，這是經學史上一次重大變革。 何晏所作《論語集解》收集了漢以來各家之説，對後世影響很大。 這場紛爭同時也標誌着兩漢經學的衰落。 在今古文經學的長期爭辯過程中，互相也在逐漸地滲透，互相融合。 東漢初年（公元79年）召開的白虎觀會議就是一個官方召開的企圖彌合今古文經學異同的重要的學術會議。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劉師培的經學史研究很少門戶之見。 經學歷史 作為近代古文經學大師，劉師培當然是站在古文經學的角度研究經學史的，如他認為六經之一的《樂經》因秦代焚書而失傳，不得已以《孝經》、《論語》作為六經的補充而成為七經的事實。 這顯然與今文經學家認為古無《樂經》，《樂》包含在《禮》與《詩》中的見解相異趣。
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前序說︰“凡後世所指目為漢學者，皆賈、馬、許、鄭之學，乃新學，非漢學也。 劉在《經學教科書》序例中說︰“大抵兩漢為一派，三國至隋、唐為一派，宋、元、明為一派，近儒別為一派。 宋、元、明固自為一派，兩漢及近儒不都是含有互相水火的古今文學兩派嗎？ 劉氏所有有這樣的話，或者是強以時代分派的緣故。
1905年因《警鐘日報》被清廷查封，他逃往嘉興、蕪湖等地。 1907年東渡日本，加入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 因自視甚高，企圖出任同盟會東京本部幹事之職，遭拒絕後心懷怨憤，在其妻何震的勸說下，於1908年入清兩江總督端方幕府。 經學歷史 辛亥革命後，曾加入“籌安會”擁護袁世凱稱帝。 1917年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劉師培被聘為中國文學門教授。
20世紀20年代的新文化運動就是當時知識分子反省、批判經學的高潮。 「整理國故」是新文化運動的一項重要任務。 毛子水、胡適、陳獨秀等，皆表達了要以科學精神來「整理國故」的觀點。 通過「整理國故」，破除專經守舊的思維觀念，瓦解經學傳統的神聖性和權威性，使傳統文化沐浴科學的春風，從而完成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 1950年代初中文系遷往本部大樓，之後鄧志昂樓曾作不同用途。 1982至2012年期間由亞洲研究中心使用，現今用作饒宗頤學術館。
經學歷史: 中國
宰相須用讀書人，由漢武開其端，元、成及光武、明、章繼其軌。 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為設員千人，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 平帝時，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為員。 歲課甲乙丙科，為郎中、太子舍人、文學掌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