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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说《〈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是经过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的重要文章，要求各单位“认真地组织学习和讨论，进一步深入地开展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大批判运动”。 十八日，《人民日报》、 《红旗》杂志发表编辑部文章《伟大的历史文件》，以“中国赫鲁晓夫”为代名词，对刘少奇进行上纲上线的批判。 8月8日，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后来简称《十六条》）。 “文化大革命”一语首次出现于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决定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开始。 “十六条”裡说这次运动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并做出了“‘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要用文斗，不用武斗”等规定。
1974年1月初，江青、王洪文提出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得到毛泽东的批准。 江青一伙借机把矛头指向周恩来，以实现其篡党夺权的阴谋。 文蔚閣 毛泽东及时发现江青等人的阴谋，对他们作了严厉批评，宣布他们是“四人帮”，并指出江青有当党中央主席和“组阁”的野心，使其阴谋受挫。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 支持吴晗的北京市长、当时负责中共文化宣传工作的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于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 然而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 而同时林彪则通过解除罗瑞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一事，基本掌握了军队的主导权，为江青出面的文化方面的斗争做好了保障。 文蔚閣 共青团九届三中全会公报通过了《关于在全国青年中更好地开展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的决议》。 在1966年4月举行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康生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 会议决定：以中央名义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二月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泽东和政治局常委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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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党和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创造了前提。 十大前后，毛泽东多次提出要把批判林彪同批判中国历史上的孔子和儒家联系起来。 毛泽东批准开展“批林批孔”运动，不仅因为林彪私下推崇过孔孟之道，而且是要借宣传历史上法家坚持变革、批判儒家反对变革来维护“文化大革命”。 “四人帮”利用“批林批孔”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 文蔚閣 他们在各种场合的讲话中，点名攻击中央、地方和军队的一批干部，还指使他们控制的写作班子发表大量所谓“批孔”文章，影射周恩来是“现在的儒”，对周恩来前一阶段恢复“文化大革命”前一些正确的政策措施和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进行攻击。 他们的帮派分子在各地揪斗老干部和知名人士，乘机大搞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社会秩序再度混乱，刚刚有所好转的国民经济再遭严重破坏。
中共右派及温和派人物权力多遭剥夺，民间黑五类及子女遭到广泛迫害，而当政极左派亦互相争权内斗、導致原定接班人林彪在九一三事件中死亡，党内四人帮势力逐渐扩大并与毛、周等人保持周旋。 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重新修订了宪法，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务被废除，平息了之前的争议，“毛泽东思想”以及文革四大等继续文革的内容被写入《七五宪法》。 文蔚閣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10月6日，继承者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等人于北京怀仁堂一举粉碎四人帮，持续十年的文革结束。
周恩来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是1967年2月前后许多中央领导同志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这一正确主张的继续，是对“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次纠“左”整顿。 经过近两年的调整和整顿，各方面工作都有明显起色。 文蔚閣 可是，在毛泽东看来，批判极左思潮是同否定“文化大革命”联系着的。 他认定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而不是批判极左。 其中最迫切的是修改载有林彪为接班人等内容的党章和产生新的中央领导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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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史哲》杂志指出：“文化大革命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把批林批孔这个头等大事抓好，就一定能够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更加蓬勃发展。 ” 这场运动的主要目标就是批判宣扬“上智下愚”维护等级制度的孔孟之道，毛泽东曾经在一次接见外宾时赞扬秦始皇，并且针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写了一首诗表示异议，而四人帮把此事提升为「儒法斗争」。 文蔚閣 批林批孔运动很快被篡改为所谓研究儒法斗争史的运动。 林彪死后，周已经成为四人帮在毛泽东死后获取政权的最主要障碍。
- 關於推背圖的基本資料，詳見中文維基百科條目「推背圖」。
- ”“社会主义是向着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短暂的阶段，这是对长期的共产主义而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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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后，又由王洪文出面向毛泽东作诬陷周恩来、邓小平的汇报。
- ”这些判断，是把阶级斗争错误地扩大到党的最高领导层甚至人为地制造阶级斗争的重要根据。
《三体》刘慈欣著，2006年出版，书中描写大量文革情节，以叶哲泰的遭遇影射文革期间物理学家叶企孙先生遭受到的迫害。 菲律賓：1968年菲律宾共产党按照毛泽东思想重建，其领导人活跃于菲律宾1970年的动乱时期一季风暴中。 文蔚閣 自那时起，菲共领导的菲律宾共产主义叛乱延续至今。 「紅衛兵」在「革命無罪，造反有理」的口號下，給當時社會帶來了極大的破壞，帶來了難以挽回的恐怖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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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年，毛泽东等人发起了“百花运动”、“反右运动”，自此中国大陆进入了由中国共产党实质性一党专政的时代，民主制度遭到严重破坏，为大跃进、文化大革命埋下了祸根。 红卫兵运动最初是破除“四旧”（即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随后发展为抄家、打人、砸物。 文蔚閣 无数优秀的文化典籍被付之一炬，大量国家文物遭受洗劫，许多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和干部遭到批斗。 红卫兵运动对社会秩序和民主法制的破坏，引起各地党组织和许多干部群众的不满和抵制。 但是，这种不满和抵制当时却被认为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接着，毛泽东主持召开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主题的工作会议，点名批判刘少奇、邓小平，强调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同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和《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规定业余时间由群众安排搞文化大革命，其方法也是采用“四大”。 1973年7月，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说，林彪和国民党都是尊孔的。 1974年1月1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转发由江青主持选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批语说：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文蔚閣 苏联攻击批林批孔运动是“反对国内的国际主义力量”，在国际上宣传孔子是“最理想社会和国家制度的政治理论创始者”。 1974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孔老二的亡灵和新沙皇的迷梦——评苏修尊孔反法的卑劣表演》一文指出：苏修尊孔反法是为了反华。
“批林整风”开始后，周恩来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 周恩来正确地提出要批判极左思潮的意见，加快了落实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进程，使一批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 针对无政府主义思潮对经济工作的破坏，周恩来指示国务院提出整顿企业的措施，恢复被破坏的各种规章制度；通过大力压缩基建规模、精简职工人数等措施，解决职工人数、工资总额、粮食销售量大大突破指标的问题，扭转国民经济下滑的趋势。 文蔚閣 他顶着江青集团大批所谓“崇洋媚外”的压力，努力开展对外贸易和经济技术交流，从国外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 在农村，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重申必须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不能把政策允许的多种经营和家庭副业当成资本主义的东西加以否定。 在科学教育工作中，周恩来要求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并提议召开了“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
红卫兵武斗时期所破坏的房屋、道路乃至文物古蹟难以统计，而他们所帶來的破壞不僅是對於中國歷史文物及倫理道德的摧殘，他們也影響了人民生活及社會秩序，交通、生產為之大亂。 近年来，有学者发现林彪飞机的飞行轨迹是从山海关至苏蒙边境后折返蒙古，在蒙古坠毁。 林彪出走事件因整个事情扑朔迷离，其出走原因，出走过程，出走目的，出走性质仍然争议极大。 有学者对此说法提出质疑，认为迄今尚无任何证据证明林彪参与《五七一工程纪要》的制订，甚至连林彪亲信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人均不知道该纪要的存在。 文蔚閣 该学者提出一个论点，即“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着的，却没有一人见过这个‘纲领’。 在此就恒生銀行有限公司之估值服務供應商提供的任何物業資料及估值，僅供參考之用，對本行並無約束力。
在农村，则应由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者——贫下中农管理学校。 10月，毛泽东提出干部下放，于是全国各地大批被打击的干部下放五七干校。 1967年1月1日，北京20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游行集会，“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 文蔚閣 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鼓动下，北京各学校也纷纷打出“刘少奇、邓小平是党内最大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是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司令”、“打倒刘、邓”的大字报。
在社会主义阶段，还利用许多资本主义的旧形式，如商品、价值、货币、银行等，都是为了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 一是矛盾问题，讲社会主义有矛盾，好像心虚得很；一是对采用资本主义的旧形式问题。 文蔚閣 他对生产资料是商品不敢承认，只承认消费资料是商品；不承认劳动力是商品，不承认剩余劳动时间，不讲有盈利。
”同日，《人民日报》原总编辑邓拓自杀，由康生接管改组这一共产党的喉舌。 当年开始，教育部、教育工会全国委员会联合发出通知，要求教育战线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党组《关于一九六六—一九六七学年度中学政治、语文、历史教材处理意见的请示报告》。 中央批示指出：目前中学所用教材，没有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没有突出无产阶级政治，违背了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违背了党的教育方针。 要求中小学停开历史课，合并政治与语文课，以毛主席著作作为基本教材。 由于原来负责北京市、中共文化宣传、解放军、中央文书等重要职务的四人被撤职，其下的大批党员干部也受到牵连，而林彪、康生等人则开始逐渐获得实权。
- 1967年7月13日，中共中央印发《关于建造毛主席塑像问题的指示》。
- 本书记录了中共中央上海会议决定继续“大跃进”，提出四个现代化目标，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人民解放军参加援越抗美斗争，“文化大革命”，二月抗争等发生在1960年—1969的重大历史事件。
- 他认定当时的任务仍然是反对“极右”，而不是批判极左。
- 2009年，新华社发表评论，认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 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后，防修反修就成了毛泽东关注的焦点。
- 该题目遭到毛泽东反感，后由张春桥起草政治报告，林彪在会上宣读。
1980年，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原国家主席刘少奇、原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等大部分在文革中被打倒的领导人被平反。 胡耀邦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的另一亲信赵紫阳也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文蔚閣 9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华国锋迫于形势，辞去国务院总理一职，由赵紫阳接任。
1976年4月，鄧小平因為「四五天安門事件」被撤職。 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组长陈伯达，顾问康生，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组员有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等。 文蔚閣 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
毛泽东逝世前的五个月给华国锋写了三句话：“慢慢来，不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 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的指示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劃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矛头对准了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 《评》文认为该剧借古讽今，通过描写“平冤狱”为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而剧中的“退田”情节则是为单干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并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文蔚閣 1967年1月6日，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造反组织在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等策动下召开“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夺了上海市委的权，这就是“一月风暴”。
27岁的遇罗克就是在1970年3月5日，一打三反运动高潮中，在北京被公审宣判死刑，并立即执行。 全国武斗日益严重，打死、打伤的人不计其数，接近于开始一场内战。 1968年7月27日，中央派出“工宣队”进驻各高校，试图停止武斗，实际采取的正是两年前刘少奇、邓小平等因之获罪的措施。 但在清华大学，造反派头子蒯大富无视工宣队，甚至下令抵抗，打死五人，情况已经非常严重。 文蔚閣 8月5日，毛泽东将来访的巴基斯坦外交部长赠送的一篮芒果转送给了进驻清华大学的工宣队，表示支持工宣队，并引发“芒果崇拜”。 8月26日，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下达全国：“工人宣传队要在学校中长期留下去，参加学校中全部鬥、批、改任务，并且永远领导学校。
佐敦道碼頭於1933年3月6日啟用，取代油麻地碼頭成為油麻地區的渡輪碼頭。 這個碼頭能夠容納客車兩用的雙層渡輪，因此同日起油麻地小輪開辦來往佐敦道碼頭至中環統一碼頭的客輪及汽車渡輪服務，並提供往灣仔的客輪服務。 同一時間，當年成立的九巴也在碼頭旁邊設立巴士總站，開設了兩條巴士路線分別往來佐敦道碼頭與深水埗及九龍城。
关于毛泽东与林彪关系恶化的原因，目前有两种对立的说法。 中共官方说法是林彪觊觎国家主席，篡党夺权的野心引起毛泽东怀疑，后林彪袭击毛泽东专列未果，仓皇出逃。 而有学者则提出相反的观点，认为是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与张春桥的文人相斗，引起了大会成员对张春桥的怒讨。 而偏袒张春桥的毛泽东则怀疑这种大规模声讨（毛泽东语“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运转之势”）是林彪背后指使，故引起毛泽东批判陈伯达，矛头对准林彪，毛林关系由此恶化。 文蔚閣 这个观点认为国家主席问题仅仅是为遮掩批斗张春桥事件引发毛林关系恶化的一个藉口。 有学者认为，国家主席问题涉及国家体制，多数政治局委员对于涉及国家大事的重大问题有激烈反应完全可以理解。 而撤销国家主席职务这样的更改国家体制的提议，毛泽东应光明正大地说明原因和理由，但他一直未能做出解释，反而指责反对者有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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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1月，在准备和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期间，毛泽东反复号召全党认真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他说：“我们研究公社的性质、交换、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这些问题，可以参考的材料还是斯大林那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为澄清“大跃进”中的思想混乱，毛泽东在他那篇著名的《关于读书的建议》中，要求中央、省、市、自治区、地委、县四级党委的委员认真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两本书，每本用心读三遍。 文蔚閣 1973年7月，毛泽东提倡批林批孔，以维护“文化大革命”。
1968年，“两弹一星元勋”姚桐斌被毒打致死、“两弹一星元勋”赵九章自杀身亡，而“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于1968年不幸空难逝世后，其太太李佩（中国语言学家）被隔离审查、自杀未遂。 依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于1996年联合编著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文革期间共有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其中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武斗中死亡23万7千余人，另有703万余人伤残。 文蔚閣 文革中还发生了许多大屠杀事件，而其中的直接领导者和部分主要犯罪分子并未受到法律的审判，或者仅受到了轻度的处罚（如有期徒刑或开除出中国共产党），这在部分地区引起民愤，亦有民众前往北京上访。 与此同时，1980年代起，巴金等知名学者曾公开呼吁要建立“文革博物馆”，让后人记住这段历史并从中吸取教训，防止历史重演；该呼吁获得不少民间人士的支持，但一直未得到中共中央的回应。
2012年3月14日，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表示粉碎四人帮后，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但是文革的错误和封建影响并没有完全清除。 温家宝还表示如果中国不进行政治改革，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历史悲剧还有可能再次发生。 1979年起，以魏京生为代表的异议人士发动了“西单民主墙”运动，在北京西单地区张贴标语、大字报，批评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但受到了邓小平等人的打压。 另一方面，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文蔚閣 在务虚会期间，会上会外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人批评十一届三中全会背离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另一种是党内和社会上又产生了摆脱党的领导、怀疑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倾向。 3月29日，北京市革委会发布通告：“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