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回頭看，無論是港英時期的制度，還是香港的普選民主，都有它的局限性。 第一，港英制度本身固化了很多英國這個宗主國或者英國代理人的利益，如果把港英的制度、港英的公務員體系整體複製過來，當然也會有英國原有治權殘餘的痕跡留在裏面，好的方面固然可以維持香港繼續繁榮穩定，為西方承認；不好的方面也會演變為對抗國家，破壞「一國兩制」的因素。 一種觀點認為，國安法和選舉制度改革這套組合拳打完後，亟需要快刀斬亂麻，從各方面進行大刀闊斧改革；但也有觀點認為，不宜「逼」得太急，要考慮到港人的感受和接受度。 指隨著《港區國安法》的落實、中央修改香港選舉制度及落實「愛國者治港」，泛民主派因涉及扰乱治安和香港独立问题而退場，建制派將會有更大的表現空間。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圖）今日在本報撰文，稱愛國包含對黨的領導的尊重，因為黨的領導是國體的核心要素，但這並不等於要求愛黨，稱愛黨是黨員義務，香港人作為中國公民承擔的是愛國義務，對共產黨是尊重而不是強制熱愛。 田飛龍：香港新階段的改革任務是繼續深化安全治理，聚焦解決經濟民生難題，開拓性推進融合發展。 安全治理為其他方面的一切改革提供前提和基礎，有「穩定」才有「繁榮」，在此意義上李家超是有比較優勢的。
田飛龍: 香港01：所以「忠誠的廢物」這個説法，是很有力的一聲棒喝，打醒了不少裝睡的人。
另一方面，中央對香港政務官公務員，包括議員能力素質的培養提升，也可以有一定安排。 比如説香港的公務員就可以跟大灣區公務員定期的輪崗交流，通過在內地承擔相應的行政職位，瞭解兩種不同的政治文化，管理模式，治理機制。 在這期間，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法學院副教授，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一句「忠誠的廢物」如同當頭棒喝，引發軒然大波。
2016年立法會選舉出現港獨宣誓風波，人大釋法聚焦《基本法》宣誓條款（第104條），「愛國者治港」才有了初步的法律標準，之後的《港區國安法》和新選舉法則將「愛國者治港」予以更為明確的法律化，並設定了專職機構資格審查委員會加以法律審查。 田飛龍 以「文官」和「武官」對比和評價李家超與其他特首或其他候選人，似有不公，但可能延續了香港社會的固有文化和心理習慣。 田飛龍 內地經歷過新中國建立以來的「軍管會」時期，軍人在管治體系中的地位和角色是凸顯的，由軍隊轉化而成的人民警察體系也有着超出制度授權本身的歷史光環和權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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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像西方抗疫失敗不是因為人力、物力資源匱乏一樣，中央對香港的資源性支持難以改變香港抗疫的基本制度和價值觀，難以彌合「兩制」凸顯的鴻溝。 第二就是普選，因為香港的普選不是一個獨立政治體的普選，所以不能夠天馬行空，沒有前提，而是必須要以基本法為前提，要以國家安全為前提。 同時普選也不是靈丹妙藥，包治百病，普選必須是以法治和國家安全為前提，同時將香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的均衡參與，精英主導型社會下精英的領導力、貢獻力等等結合起來考量。 否則香港也會走向民粹化、過度福利化，染上現在歐美社會出現的政治正確與民粹化的政治病理，反噬香港的活力與繁榮穩定。
其最終表現對特首選舉的具體影響以及中央的相應評估，還需要跟進觀察，目前並無確定性結論。 田飛龍解釋，所謂「民生正確」是指香港多數人口沒有能力依賴和西方通關而過活且改善生活，但與內地通關卻可以大面積覆蓋到這些人口的日常經濟、生計以及在內地就業和發展的機遇，包括內地消費人群來港的經濟紅利。 而所謂的國家政治的正確，指的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長期利益，不與內地通關將導致錯失融入發展的戰略利益，並累及社會階層的發展利益。 田飛龍強調，與內地通關是抗疫政治的最大考驗，也是唯一正確的道路，這樣可以保證香港融入國家大局不掉隊，可以持續加入大灣區發展，激活推動北部都會區建設，並結構性緩解民生之困。 如果固執於跟西方通關，固然滿足於放鬆抗疫的「病毒共存」邏輯及執行負擔，滿足了包括公務員及精英人士在內與西方的利益和交通的重新連接，卻辜負了香港基層民眾以及國家戰略上的正當期待，與「一國兩制」基本精神背道而馳。 下決心與內地通關，香港防疫只是「艱苦」一時，否則民生和戰略發展利益都會付出長期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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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受邀作為嘉賓參與CGTN（央視外語台）、CCTV、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河北衞視、深圳衞視、海峽之聲電台等電視電台媒體的採訪與對話節目。 稱木村拓哉為男神絕不為過，畢竟數代男女生也被他的俊俏臉和氣質所迷倒。 最近，Ray-Ban 宣布邀請到木村拓哉成為 2023 年港澳台三地品牌代言人，並發布全新廣告照，讓大家一睹男神的懾人魅力。 日本電子部件巨頭京瓷的社長谷本秀夫表示，隨着美國政府加緊管制尖端技術輸出，中國繼續擔當「世界工廠」的角色岌岌可危。 【Now Sports】沙迪奧文尼曾與不少前鋒合作，到底他認為哪位的埋門把握力最強？
現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法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 【Now新聞台】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形容《反外國制裁法》是反制外部干預的「法律武器」，能依法保護中國的利益，而香港有必要作出配合。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田飛龍在報章撰文，指保安局應當根據國安法對支聯會的註冊登記、綱領立場及行為模式加以調查和評估，可要求他們刪除「結束一黨專政」的顛覆綱領，如果支聯會拒絕更正，可研究按照取締香港民族黨的執法方式，對其社團資格進行處理。 2014年非法佔中，特區政府管治能力第一次遭受嚴峻的挑戰，但基本站穩腳跟。 2019年修例風波，全港性大暴亂，特區政府管治能力漏洞全然暴露，國家安全與法治權威性降至極其危險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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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就是建制派本身要加強政治人才的培養和建設，要意識到新的制度不是僅僅肯定他們的忠誠，給他們更多政治的舞台來展現，而是對他們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有危機感，要有競爭意識，要有服務香港、服務國家的能力上的一種更高的要求。 另一方面，我覺得對非建制派顯然不可能一棍子打死，或者説堵住所有的參政道路和空間，而是引導改造，有機整合。 非建制派的「政治心魔」一解，就像魔咒被破一樣，心智才會從容坦蕩，才能便可隨心正用。 「愛國者治港」的命運與「行政主導」差不多，都被香港反對派視為中央控制香港的話語符號和制度抓手。 與「行政主導」的有形而受困不同，「愛國者治港」甚至是無形和漂浮不定的，在香港管治體系中長期作為一個口頭符號而不是具體明確的政治標準和法律標準存在。 但這些靠着口號進入愛國者陣營的人，在關鍵的政治鬥爭場合就既沒有忠誠度，也沒有賢能素質了，甚至還有嚴重的「兩面派」傾向和危害性。
- 通關與否既是民生正確，也是國家政治的正確，要測試特區政府是不是真的「愛國者治港」，是不是真心為民眾謀福利並與國家融合。
-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早前表示支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制訂《反外國制裁法》，認為是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 説實話，「一國兩制」原來的活法本身也是半死不活，因為井水不犯河水是兩張皮，原來的那種活法不過是一種維持現狀的方式而已，它不是一個「一國兩制」真正有機的生命展現。
- 中國對全體人的人權負責，因而不能允許「淘汰部分人」的人道與人權慘劇發生。
「國家十四五規劃」對香港有濃墨重彩的角色賦予，任何人做特首都必須以此為要務交出合格成績單。 因此，「硬特首」也要有「軟治理」和「大發展」，才能符合中央和香港社會的共同期待。 從最小成本和最低管治風險來看，中央在香港回歸以來長期執行的政策路線就是尊重甚至放任香港高度自治，對自身權力高度節制。 這樣一種間接治理模式對中央來說是最小成本，也是與西方最小摩擦的。
田飛龍: 田飛龍社會兼職
而雙普選於二○一五年基本落幕，他們在較長時間內都看不到雙普選。 他指出，無論中央釋放怎樣的善意，想把香港從過度政治化的陷阱，轉向經濟和民生的議題和軌道，都無法改變香港政治朝着激進的方向轉變。 田飛龍 【明報文章】2021年香港新選制落地，立法會選舉有序完成，「愛國者治港」名實相副，香港民主從此有了更為堅實的制度保障和實踐驗證。
- 另一方面，中央對香港政務官公務員，包括議員能力素質的培養提升，也可以有一定安排。
- 田飛龍指，對港府錯失防疫「黃金時機」的指責，代表了對其抗疫失誤的一種批評意見，在客觀事實和疫情風險面前是有道理。
- 中央曾經高度信任香港製度的先進性和治理有效性，但最近十年來的治理實踐證明香港制度存在嚴重的結構性缺陷，在國家安全和選舉安全上的制度欠賬太多，終於累積而成2019年的修例之亂。
- 遺憾的是，現代性的本質是個體主義的，是反共同體的，是以自由之名放縱自私和弱肉強食的，而共同體模式與倫理則在西方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中不斷削弱、解體和碎片化。
- 另一方面，我覺得對非建制派顯然不可能一棍子打死，或者説堵住所有的參政道路和空間，而是引導改造，有機整合。
- 面對香港形式上執行的「動態清零」和實質上信奉的「與病毒共存」的抗疫「兩面性」，我們要客觀理解和負責任應對，僅僅批評是不夠的，「動態清零」確有港府與香港社會短期內無法具備的制度瓶頸和社會認同瓶頸。
抗疫路線重置的代價絕不僅僅是「部分人淘汰」的直觀部分，還包括香港制度與社會轉型及融入停滯的長遠部分。 虎年春節，香港人沒過好：新冠肆虐，通關無望，管治低效，民生多艱。 2月7日，香港新冠病例確診單日超過600宗，這還是不完全檢測和追蹤的結果，而以香港目前的防控機制和能力，日增過千將是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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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還在進行，「一國兩制」變成「一國一制」不符合中國現代化整體的利益，也不符合中國共產黨所制定的民族復興與走向世界的基本的戰略規劃。 但「一國兩制」必須是中國自己定義下的「活法」，所以其實不是討論它死法的問題，是討論它有什麼樣新的活法的問題，所以才有人提香港二次回歸、「一國兩制」的2.0版、「一國兩制」的下半場。 香港01：現在回過頭來看，2014年的首份「一國兩制」白皮書，和2017年習近平訪港時提到「蘇州過後無艇搭」，其實是非常關鍵的節點，但港人要麼沒有聽懂看懂，要麼選擇性忽略。 在您看來，為了讓港人更好的聽懂和看懂中央的思路，從哪些層面可以有一些變化？ 比如最近全國港澳研究會就主辦了「十四五」的戰略規劃與香港機遇的研討會，邀請了內地和香港的各界人士，這在以往是少見的，但具體效果如何，還需要再觀察。 但是，凡事都可能矯枉過正，過猶不及，用愛國者治港管得太嚴，限縮的範圍太窄，又會導致管治隊伍在香港社會缺乏實際領導力，缺乏讓人心服口服的基礎與能力，對於要解決的問題在政治與專業範圍內又難以解決，又會遭致更大的民怨。
此外，還有外籍法官（我曾稱之為香港的「客卿司法」）的問題，在英國威脅要停止外籍法官合作機制的情況下，香港司法怎麼探討自主、自立之道，已不容迴避。 司法獨立並不意味着高度依賴外籍法官，《基本法》下的司法本地化是香港司法獨立、司法自治範疇內的應有之義。 這要求香港本地的法律人才承擔起司法管轄、司法治理的主體責任。 我們可以研究例如新加坡那樣的英國殖民地是如何實現司法本地化及如何從制度上加強金融中心地位的，借鑑有益經驗。 這一關必須邁過去，香港的司法獨立才真正回到了自身，回到了國家法的常態和常軌。 關於這些方面我覺得未來都會延伸觸及，它們構成一個完整的中央撥亂反正、建立一套「一國兩制」2.0版本的主要議題和作用點。
田飛龍: 田飛龍教育經歷
要真正鍛造一支切合「一國兩制」的愛國者管治隊伍，凸顯「堅定愛國者」的賢能本質和領導力，制度改革只是第一步，其後續改造過程錯綜複雜，包括中央在內的各方需有清醒認識和心理準備。 田飛龍 而且中央並不迴避問題，不害怕矛盾，也不怕外部的制裁和干預，而是始終從「一國兩制」本身對國家、對香港的根本利益出發，撥亂反正，精準施策。 我相信這樣一個基本的管治風格，或者説習近平時代在「一國兩制」上積極作為這樣一種管治風格還會持續下去，這對香港社會重建、經濟發展、民生的調整與改良，以及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都是一個非常有利的氛圍和信號。
通關與否既是民生正確，也是國家政治的正確，要測試特區政府是不是真的「愛國者治港」，是不是真心為民眾謀福利並與國家融合。 這方面香港自身的教育體系包括公務員教育的體系，可以彌補一部分，但國家有關部門的主動作為，也能夠填充相當大的部分。 田飛龍 政治學習的要求和制度是中國共產黨治國理政取得進步和成功的非常重要的經驗，不斷加強政治學習，凝聚共識，砥礪能力，而在香港的管治隊伍裏也應該形成這種政治學習的機制。 另外就是對於香港高階公務員，比如説司局長等，可以抽調他們到國家有關部委，還有一些國際組織當中去鍛鍊，讓他們多層次的成長，不要只侷限在香港本地而使得管治能力長期內卷化，不能得到成長。 所以特區政府跟中央要想辦法打通其中的關節，讓人才滾動、流動起來，流水不腐，户樞不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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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的回應策略是檢討香港自治權的局限性及自身的憲制性責任，以國家安全和選舉安全為突破口，對「一國兩制」制度體系進行結構性更新。 2021年1月27日，習近平總書記在聽取香港特首工作匯報時明確提出「愛國者治港」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根本原則。 這一論斷對「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建設具有直接和權威的指導意義。 2021年2月22日，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愛國者治港專題研討會上的講話，從這一根本原則論斷出發，釋放的正是中央對「不愛國的民主」的批判與管控信號。 夏主任提到，各國民主皆以愛國為榮，唯獨香港民主以不愛國為炫耀資本，稱之為「咄咄怪事」。